《舌尖2》陈晓卿:同样写吃,他写的是氛围

原标题:陈晓卿:“直到现在,我还没发现自己不喜欢吃的东西”

陈晓卿在演讲。资料图片

“要像以前一样的话,我们都在休假了,现在有点像每周一次的裸奔,大家在旁边品头论足。”足足抻了“吃货”们两年的《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以下简称《舌尖2》)终于周播亮相,作为总导演的陈晓卿却更忙了。一到星期五晚上,陈晓卿就得在5个网上平台跟网友互动到深夜,不停地回答问题,再看一遍片子的时间都没有。

“我们拍的东西常常缺乏疼痛感”

为了给弟弟上大学凑学费上山挖灵芝和天麻的藏族小伙,东奔西走为了养育两个孩子的养蜂夫妇,无法撼动机械化带来的职业末路的中国最后一批麦客,因没有办法留住外出打工的父母而黯然落泪的留守儿童……

用味道编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展示人和食物之间的故事,透过美食来看社会,看到中国的急速变化,中国农业社会结束之前的最后的容颜,正是陈晓卿拍《舌尖2》的良苦用心。尽管早在开机前他就已经放话说《舌尖2》会让更多的西方观众知道中国现在是什么样子,不全是田园牧歌式的东西,可看到片中出现的留守儿童、高考、春运、陪读、富士康时,观众的心还是沉重起来。

从拍《舌尖1》开始,陈晓卿就没打算在“八大菜系”里纠缠,他的目的很明确,“人情比美食更有嚼头”。陈晓卿说,从单纯追求收视率的角度,那就是展现吃,“如果没有美食之外的那些承载,我可以信心满满地说,这个片子特别好看特别好吃特别刺激,但这点《舌尖1》已经做到了,《舌尖2》总得往前再走一步。”

拍了20多年纪录片,给陈晓卿带来巨大荣耀的却是一部美食商业纪录片。可对他来说,《舌尖》不过是个盆景,远不是他向往的那片森林。

“《舌尖》是一个‘温和的筐’,有些东西不能说得太直白,我们就把它放进这个‘筐’里。”陈晓卿说,“我们拍的东西常常缺乏疼痛感,表现的更多是刷了绿漆、镶了金边的社会,而一批解剖社会、记录时代的独立纪录片,可能更接近我们本质的生活。”

1992年拍《远在北京的家》时,陈晓卿到北京已经十几年了,可还是个跟别人挤集体宿舍的“外地人”。每次室友的老婆来了,他就得满大街溜达,一路上数灯。看着街边那么多楼都亮着灯,心想怎么就没我一间呢?

那时候,每次出差回来,陈晓卿还总是车站旅馆拉客人争抢的目标。正是这种对一个城市疏离和亲切交织的复杂情感,让他把镜头对准了一个特殊的“北漂”群体――安徽小保姆。陈晓卿用一年半跟拍了22个第一次到北京做保姆的女孩儿,作品充满情感和关怀,片子出来,他的老师朱羽君教授看哭了。

1993年底,有了些名气的陈晓卿接手了一部反映希望工程的片子《龙脊》,播出后比《远在北京的家》反响还大,看哭了更多的人。这两部纪录片后来分别获得了1993年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大奖和1995年四川国际电视节特别奖。那几年,荧屏上到处都是对平凡的人、平凡的生活的记录。陈晓卿以为自己会这样拍一辈子,一直关注生活的残酷,普通人的挣扎和隐忍。

但后来,反映社会现实的纪录片渐渐淡出主流荧屏,中国电视纪录片成为“文献纪录片大联展”。作为一个“体制内纪录片导演”,陈晓卿的镜头也自然地转向了中国现代史的领潮人物,先是《朱德》,接着是《刘少奇》。

那段时间,陈晓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恶补”党史和传记,直到今天他还能告诉你哪部高级将领的传记含金量最高,哪段史实和他当年采访过的当事人所讲有出入。拍完《宋庆龄》,陈晓卿的文献片生涯告一段落,借由《见证・影像志》栏目回到普通人中间,又接上了地气。

可进入21世纪,“接地气”的风格又不受待见了,荧屏上开始没完没了地娱乐,“恭喜你,答对了”,“OK,给点掌声好不好”,不是让你笑得一脸稀烂,就是教你哭得稀里哗啦。“现在的电视生态发展太畸形,电视台有个致命的东西――收视率。其实好片子太多了,比如纪实题材的片子,那些好东西没法在电视上播啊!”一说纪实题材,陈晓卿立马来了精神,他说自己常常会看完一些独立导演拍的片子晚上睡不着觉。最近上映的《乡村里的中国》、《请投我一票》,他就不厌其烦地向大家推荐。

一部片子从最初极好的创意到折衷、让步、完成,这些年看得太多,陈晓卿不再习惯一脸严肃地谈理想。“20年前太不理性,很多欢乐都是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上的,现在太理性了,一点欢乐都没有了”。要说有一点成就感的话,那就是《舌尖》这个片子给纪录片产业带来的变化,对这个行业的推动,有自己的一点贡献在里面,“包括叙事的建立,印象风格的追求”。

一个朋友曾调侃陈晓卿:在电视台工作的,称为“政府鸡”,独立制片人,可以自由自在拍东西,称为“土匪鸡”。有没有想过当“土匪鸡”?陈晓卿的回答很是闪烁,他说自己是一个“内心很向往自由又特别懒的人”,连职业都是机缘巧合走到这一步,“我的理想是要当个作家,考大学的时候因为个头和眼睛,给收到摄影系了”。

在博客里,陈晓卿也不止一次提到“体制里的隐忍”。但他现在更多的还是满足,“经常想以前一起拍纪录片的人,我算很幸运的一个,对美食感兴趣我可以拍《舌尖》,同时代的人都还没我自由,他们心里想拍的东西还是很难找到资金、设备和团队。没人逼我必须去完成自己不愿做的命题作文,这是我比他们幸福得多的地方。”

“不需要用什么作品证明自己”

“刚才那眼神真好!”“利索多了,继续割肉!”机房里,陈晓卿面对显示器经常兴奋得两眼发光,哪个镜头一定要删,哪个可要可不要,一句话出去经常“尸横遍野”,可怜被“宰割”的分集导演心早就碎了一地。

把自己和分集导演们关在机房里,昏天黑地了好几个月,陈晓卿说自己得了“审片综合征”,可挥刀下去却一点不见手软。

“陈老师,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肉要一点一点地割。”导演陈硕被砍了60多分钟,到后来每一刀都砍在心尖上。

“能让他们把一个故事改12遍,删得编导直哭。”陈晓卿笑道,一次导演胡博打电话说已经剪到48分半,一个镜头都剪不下去了,怎么办?“我说你把硬盘和电脑都拿到我这儿来,我帮你砍。电话那边立刻急了:‘那算了,还是自己来。’”

还有更惨的,拍摄中因为某地方台干扰,一个完整的大故事最后硬是被删成30秒,“没办法,被剧透了啊。”对于自己的“暴行”,陈晓卿也很无奈。

《舌尖2》涉及300余种美食,拍摄了150多个人物故事,但所有编导都认为,在创作的所有环节里剪辑成了最虐心的一环。《脚步》导演李勇为了找片中林芝采蜜人花了20多天,拍摄花了4天,爬树采蜜那段用4个机位拍了4个小时。而在最后播出中,采蜜的镜头只有两分钟。《舌尖2》的成片比达到了1∶150,也就是说,观众看到每一分钟的画面,都是从150分钟的素材中剪出来的。

下手虽狠,在导演们看来,“人格魅力很强”的陈晓卿其实很懂管理艺术。编片子的时候,他坐在那里不怒而威,气场强大;导演们发生争执的时候,他就摇身一变成了极有公信力的“居委会大妈”;剧组人困马乏“胃亏肉”的时候,他还会亲自下厨做一碗“憨厚的红烧肉”激发大家的斗志……粗犷的外表背后,陈晓卿的心很细。

可陈晓卿对自己的评价却是:逻辑思维能力差、心软、耳根子也软,不会摆谱,不善公关,“拉赞助,谈一个崩一个”,“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

“我这个人记性特别不好,但对内容的记忆特别深刻,从我这儿立项的选题,每一个都能说出来谁做的,大概什么内容,它好的地方在哪,哪些地方让我心动。”陈晓卿现在更多要做的是事务性工作,比如从一个管理者的角度,每个月从纪录频道通过的200多份选题中优中选优,剩下的核准价格和周期,对每一个项目提出创作方向,然后从调研到选题,到文案到拍摄、播出对节目进行监理。“但每次被问到这个节目多少钱,哎呦我得赶紧问一下,这个节目什么时间交片,哎呦我得赶紧问一下,最关键的两个都答不上来。”陈晓卿笑言自己对数字没概念,所有银行卡只有一个密码,所有带密码锁的行李箱都打不开。

真正黑下脸来的时候也有。《舌尖1》因为没拍鲁菜,有个山东朋友每天在陈晓卿的微博上留言,说胆敢来山东,来一次打一次。拍《舌尖2》的时候,各地美食都想来露一脸。陈晓卿的微博私信每天能接到30多个自荐的家乡美食,谈合作的人踏破门槛。“我老家安徽有种食物叫符离集烧鸡,为了上《舌尖2》两家老板都来找过我,东西也很好吃,但不符合我的主题,拍出来太刻意。”后来陈晓卿发现“大义灭亲”是件特别明智的事,以后找上门的就可以轻松摆平了,“一般他们处理不了的时候,都让我来处理。因为我也没什么朋友,我也不想做官,都挡掉了,没有挡不掉的。”

陈晓卿从来不说《舌尖》拍得有多好,“舌尖肯定不是心尖”,他甚至没觉得自己有最好的作品。陈晓卿曾经是央视最年轻的高级编辑,也是中国纪录片界屈指可数的拿过多项国际大奖的导演之一。家里没有一个奖杯、获奖证书,也没有照片,没出过作品集,“那东西太浮云了,我2005年的时候就想通了,不需要用什么作品证明自己,这其实挺无聊的”。

每天被七八十个电话追着跑,作为纪录频道的节目运营部主任,组织生产占用了每天大部分时间,陈晓卿说自己“忙得没有了生活”,创作的机会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了。不过,从《舌尖2》剧组年轻导演们身上,能隐约看到20年前的自己,“自己很多想法可以通过他们来实现,是另外一种喜悦,也挺开心的”。

“我就是想让观众开心”

今年年初在广州做《舌尖2》宣传,陈晓卿带一帮朋友出去吃饭,到了地方忽然发现头上冒出一个巨大的霓虹灯广告,上面闪着“舌尖上的夜宵”。街边的路灯下,陈晓卿尴尬地笑笑:“嘿嘿,早知道就不来这儿了。”

这两年,陈晓卿出去吃饭,发现大大小小的城市里,到处都是“舌尖”。开始是各种惊讶愤怒,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舌尖2》做后期的时候,有一天陈晓卿接到一个查问快递是否收到的电话,说是给他寄了一箱大闸蟹。没等一头雾水的他弄清怎么回事,对方就开始在电话里埋怨起剧组来:“你们要的钱太多了!”

像这样平白无故挨骂可不是头一回。“贴钱的事儿我们干了不少,要钱却从来没有过。”在陈晓卿的印象里,从第二季筹备骗子们就没消停,隔三岔五自己就得像祥林嫂一样解释一次:“你们被冒牌的骗了,先别惊动他,快去报案吧。”

当然,比起这些稀奇古怪的麻烦,“舌尖效应”带来的更多还是实惠。由于第一季的大热,第二季在立项之初就被厂商追捧,投放硬广告高达8900万元,堪比电影《私人订制》的植入广告。不少商家还通过新媒体抢搭“舌尖快车”。早在去年1月,《舌尖2》尚未开拍之时,就有一段号称“《舌尖2》预告片”的视频在微博流传。后经核实,这段视频其实是一段品牌宣传广告。更让剧组哭笑不得的是,还有“记者”追问陈晓卿:“您觉得某某品牌的产品怎么样?”

“我们都不敢说自己是《舌尖》摄制组的,就怕被饭店馆子的老板架走去拍他们的东西。”一些导演告诉记者,在前期调研和前采的时候,他们都是“匿名”状态,因为找上门来寻求“合作”的商家实在太多。

即便是对数字的反应比较“迟钝”,陈晓卿也明显感受到了《舌尖》的商业号召力,“从来没试过一个做纪录片的地位能这么主动。”陈晓卿笑道,热钱滚滚,但“靠谱的其实也不多”,有投资人点名要他拍美食片的,也有品牌要在片子里植入软广告的。“我们怎么能干那种事儿?”陈晓卿心里有数。

“美食纪录片是国际纪录片市场特别好销的一个东西,我们整个制作的模式是照着商业纪录片的套路在做,结构、影像的控制,都借鉴发达国家媒体总结的经验。”陈晓卿感触最深的是BBC的同行、《非洲》的制片人Mike Gunton谈到过的“8分钟定律”,说的是电视观众的视听忍受极限是8分钟,一个好故事要在8分钟之内讲完。开始他还只是将信将疑,直到发现《舌尖1》的第五集用11分钟讲了一个故事,播的时候看实时的收视率曲线,到了8分钟那里,“刷”就掉下来了,而且半天没起来。

“这次大家看《舌尖2》会发现,我们都是50分钟7个故事。”陈晓卿说,过去很多纪录片人有点心高气傲,很少能沉下心来仔细研究。

其实,一鸣惊人的《舌尖》并不是陈晓卿的第一部商业纪录片。早在10年前,他就接受了一次“商业”对自己“精神洁癖”的挑战。

2003年,有了笔钱,台里让做个自然类的纪录片,先请老外来做培训,接着全栏目人马分组奔向森林……4年之后,耗资1000万元、描述中国森林版图的11集《森林之歌》终于得以在2007年末一个深夜时段播出,收视率却创下同一时段4个月以来的最高点。

这是陈晓卿的纪录片生涯里第一次扳着指头算钱。

“我就是想让观众开心,我不觉得观众需要培养,再说观众也不是你用片子去培养的。”现在的陈晓卿看起来很愿意放低身段去适应市场,似乎也更了解电视观众需要什么。

“在吃上一直没有禁忌,还有很强的好奇心”

《舌尖1》之后,陈晓卿的生活有了不少变化,“但不是自己喜欢的那种变化”,最大的痛苦就是和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老男人局’很久不能正常运转了。”说到这个,陈晓卿一脸的怀念。

陈晓卿有个著名的“老男人局”,一到饭点,他的手机上经常会收到一个问号,他回复一个感叹号,那边就回一个地点,有点儿对暗号的意思。每周至少两次,陈晓卿和朋友们吃着特别低端美味的食物,有事没事凑一块瞎聊,一聊就是好几年,彼此找到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感觉,大家管这个叫“组织生活”。

“各种商业利益裹挟的圈子都不好玩,我喜欢我们‘老男人局’那样,相互之间没有诉求,大家是一个无政府状态”。陈晓卿说,“老男人局”阵容包括出版人、先锋戏剧导演、文化记者、主持人,见了面都互相挑毛病说狠话,不像其他的饭局,见面就互相抬举。

可现在陈晓卿却身不由己,经常碍于面子被拉到各种各样的饭馆去,“又贵又难吃,又不会说那些奉承的话。再好吃的东西,跟一帮‘大猫’一起吃,那也不好吃了”。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每一篇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这是陈晓卿挂在嘴边的名言,翻译过来就是,最好吃的东西肯定都是和桌上人的言谈笑语有关的,必须和聊得来的有共同志趣的人一起吃,才能吃出精彩。

拍《舌尖2》的时候,陈晓卿把《舌尖3》的分集都交上去了,这个自称“资深吃货”的纪录片人,一肚子都是美食故事。

陈晓卿爱吃,可平时对高大上的知名酒店却一向不怎么感冒,专爱吃胡同里别人找不到的“苍蝇馆子”。这种美食观渗透进《舌尖》,就是没有专业大厨制作的精致菜品,所有美食均出自寻常人家,特别草根。“在北京吃麦当劳的钱,在全国70%的地方都能吃得脑满肠肥了。”陈晓卿说。

1965年出生的陈晓卿把自己定位在“饥饿的一代”,成长的时候食物不够丰富,加上老家地处皖北,那里的菜谈不上什么特色,所以打小就没留下特别固定的故乡口味的烙印,“直到现在,我还没发现自己不喜欢吃的东西,在吃上一直没有禁忌,还有很强的好奇心”。

上世纪90年代初,陈晓卿经常去同学同事家蹭饭。“有一个杭州的同事,那是个特别寒冷的冬夜,他邀请我上他们家吃饭,他妈妈做的酱鸡真是特别好吃,我一个人就吃了一只。”后来陈晓卿去杭州找了很多地方,但是再也没有那个味道了。终于有一次他忍不住问同事:“阿姨最近有没有做酱鸡啊?”人家回答:“到家里太复杂了,还要洗碗什么的。你说,你挑地方,我们去哪儿吃好?”这让陈晓卿很是失落:“这两年‘吃货’多了,可选择的餐厅余地也大了,也吃得起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失去了很多东西,永远都找不到了。”

2002年做了一档叫《味道中国》的节目之后,陈晓卿开始对美食正式着迷,有时候吃了不行还把它写下来。“2004、2005年我就开始写美食博客‘人老猪黄’了。我干什么事情都没长性,小时候记日记从未超过俩月,没想到博客一写就是快10年,写东西其实是件又安静又过瘾的事,跟拍片子一样”。

很多人都在博客里写吃,但陈晓卿不一样,同样写吃,他写的是氛围,写的是美食记忆,味蕾记忆。

陈晓卿写过一篇博客叫《一个人的面馆》,那是位于北京府右街的一家朝鲜冷面馆,从1982年上大学开始他吃过上千次,那时他拿着学校免费办的公共汽车月票到处拍照片,中午回不去就去吃,当年拍什刹海、恭王府、北海、辟才胡同等老照片时都是在那儿吃的冷面。一碗两毛一分钱,三两粮票,最火的时候长队能一直排到西安门大街上。

一说数字就一脸茫然的陈晓卿,说起30年前四川饭店的菜价却毫无障碍:“鱼香肉丝、宫保肉丁都是9毛钱,荔枝肉片1块1,麻婆豆腐7毛。”1982年到北京上大学,家里每个月给15块钱生活费,“一个人去吃吃不起也有点丢人,6到8个同学合资去吃,一人两块钱,准保一桌子菜,特丰盛”。

问《舌尖》里那些美食是不是都是自己吃过和喜欢吃的,回答:“不可能,我哪有那么大的胃?纪录片是我的职业,它的内容和我的兴趣爱好有非常大的差异。包括我自己在美食上的一些看法、一些理想、一些癖好,都不能够进入这个片子。”

现在每次出差回来,陈晓卿还是觉着能跑府右街去吃碗朝鲜冷面就特别满足。可这种让他陶醉了几十年的食物,别人却是截然不同的感受。一次兴致勃勃带个四川朋友去吃,没想到人家奋力吃了几筷子,皱着眉问:这得是犯了多大的错才给吃这个啊!

陈晓卿还爱吃卤煮火烧,曾经一个月把北京所有好吃的卤煮火烧全都扫荡了一遍,但高脂肪高胆固醇也让他爱恨交加,规定自己每月只能吃一次,“我爱吃是我自己的事情,是非常私人的体验。这种私人化的记忆我会用文字表达,对电视这种大众传媒,更适合去表现那些有普遍意义的东西。”

“大家对我的评价是‘扫街嘴’,所以不管是大饭店还是街边小店,我都能找到。喜欢一个东西,就会研究,就会不停地去这儿吃去那儿吃,吃得多了就知道了。”陈晓卿的手机里最多时存着京城几千家餐厅的行车路线和订餐电话,很多还被他编写成了短信,朋友需要时可以一键搞定。

如今的陈晓卿经常会被粉丝“围攻”。衣着随意,满眼笑意,面对他经常对准别人的镜头,反而有些局促。生活的节奏被打乱了,可只要有时间,陈晓卿还是会带儿子到处去吃。一旦被认出来要求拍照,他总是习惯性地赶紧把嘴擦擦,让自己的吃相尽量好点。(记者 吴晓东)

2024-04-19 06:42 点击量: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