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博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与影响特点
摘要：准确把握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欧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效能，对于我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中国拥有一系列优势条件，包括构建新发展格局、创新型国家建设迈上新台阶、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等；同时，也面临一些突出挑战，如全球经济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西方国家构建政治化和“去中国化”的数字安全体系与经贸规制等外部挑战，以及相关监管方式和法规体系建设滞后、新技术衍生的产业发展路径不清晰等内部挑战。因此，我国要加强监管和规划设计，高度重视新技术革命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桃战：加强统筹协调，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双重作用；完善创新生态，构建开放协同的新技术创新体系；推动高质量“引进来”和“走出去”，构建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体系。
关键词：新技术革命；数字化；智能化；新兴产业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087)，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DF2023YS24)。
科技革命包括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科学革命是技术革命的基础与前提，一般不会直接引发产业变革。技术革命则可以直接影响生产力与生产方式，是推动产业革命的直接驱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由此来看，加快推动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动力。
从研究现状看，学者已注意到工业革命以来的每次技术—经济范式转换都是新旧技术体系竞争的结果，通常表现为社会生产消费组织模式的深刻变化，并受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从其特点和趋势看，一是新技术革命的作用范围得以扩展。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不再局限于生产领域，而是通过提升信息分享和传输效率进而广泛作用于第三产业，并催生更多的新兴产业，协作经济更加广泛，专业分工日益细化，借助信息技术消费者与生产者直接对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调节作用。二是技术之间的融合更加深入。该融合不仅体现在新技术之间，而且表现为新技术与传统技术以及新技术对传统技术的改善上。不同技术领域融合促使形成新型高端产业，并进一步形成以区域为中心、创新为根本的创新生态系统。三是生态组织、组织形态、管理模式均发生变化。例如，新技术革命中的数字技术群促进企业生产组织形态向去中心化、自组织化方向变革，形成了“数字技术—平台制组织—算法管理”的技术—组织—管理范式。关于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和挑战方面，新技术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我国技术能力持续增强，新技术为实现技术赶超带来了重要的机会窗口，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条件；另一方面，新技术也会带来负面效应，如人工智能技术对低技能就业造成负面冲击已得到共识，可能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加速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还会冲击国际贸易和投资。
已有研究对新技术革命的影响趋势和特点进行了初步探索，但结合数字化和绿色化特征的探讨不够深入，同时对主要经济国家应对新技术革命采取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制造领域，对技术领域的研究有待深入。本文拟在相关研究基础上，深入分析经济学视角下新技术革命的主要特征以及对产业演变的影响，研究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相关政策举措，分析中国在应对新技术革命方面面临的机遇和有利条件、突出挑战，这对于中国未来技术演进路径的选择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经济学视野下新技术革命的主要特征与理论内涵
（一）新技术革命的主要特征
数字化。
数字化是将信息转化为计算机可读的数字格式的过程，是信息技术发展的高级形态。数字化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数字化更加强调数字技术对组织的重塑，狭义的数字化更侧重具体业务和场景的数字化改造。数字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一是进一步打通“数据孤岛”，通过对数据的实时抓取、网络协同以及智能应用，促进数据在企业内部自由流动，从而产生价值。二是数据成为全新的生产要素。近年来，在新技术革命浪潮推动下，数据量和算力呈几何级数型爆炸式增长，数据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技术手段和物质基础，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与传统生产要素相比，数据要素的流动速度更快、覆盖范围更广、传播链条更长，能够在可存储的条件下重复利用，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的特性，进而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倍增效应。三是数字化改变了生产关系，进一步释放了生产力。这主要表现在，数字技术提升了劳动者的工作技能，极大改进了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拓展了劳动对象和非物质形态的产品。
智能化。
对于智能化，目前尚缺乏明确的、统一的定义。从广义看，智能化是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将传感器、移动互联网以及大数据分析等技术融为一体，能动地满足各种需求的属性。人工智能已成为工业控制的各种新技术、新方法以及新产品的重要发展趋势。智能一般包括感知能力、行为决策以及记忆与思维能力。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算力的快速发展，诞生的神经网络系统具有环境自适应性、自进化、自学习的特征，正在形成以元学习等为代表的智能发展的新阶段。新一代人工智能涉及大数据智能、跨媒体智能、群体智能等。智能化发展有三个重要趋势，分别为产业智能化、人机交互智能化、基础设施智能化。产业智能化应用的典型领域包括智能交通、制造业、能源领域等，例如，通过无人驾驶能够大幅提升交通的运行效率；通过在发电设备、终端用户等安装智能传感器，可实现实时数据采集，从而实现供需两端的自动调节。
网络化。
互联网是人们获取和交换信息的重要媒介。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结合诞生了物联网。相对于互联网侧重人与人或服务与服务之间的互动联系，物联网实现了将人、物、服务链接起来，实现了智能化识别、跟踪以及监控管理，实现了实时数据传输和分析，提升了生产效率。物联网是互联网的延伸和扩展，是通过射频识别、红外传感器等信息传感设备，将任何设备的各种信息传感设备与网络连接起来形成的网络。目前，物联网已覆盖了生活和工业生产多个领域，能极大地拓展服务模式，克服了传统服务带来的价值相对有限、不能根据客户需求的变化灵活调整的弊端，进而为企业向服务化转型开辟了新的空间。例如，在基于3D打印的按需制造模式下，借助物联网提供动态、个性化的智能服务，企业能够根据用户需求及时做出反应，乃至自动地适应环境，快速收集资源，分析产品、工艺、资源信息，进而对产品实现快速设计、生产制造，达到用户要求的性能。
融合化。
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方式变革使得产业间的边界更加模糊。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跨界创新成为各新兴技术领域的常态。制造业企业不仅包括生产制造业，同时也向产业链的其他环节如研发、设计以及销售等各个环节延伸，二、三产业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行业，通过相互渗透、相互交叉，也会逐步形成新产业、新业态。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许多工业企业的发展方向趋于服务化，通过“产品+服务”的管理形式进行创新。借助服务化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可行性评估，企业管理人员能够对传统经济发展中的缺陷进行统计分析，不断优化生产经营管理模型，企业从事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也会相应增加。新技术革命将推动二、三产业之间深度融合，主要是第三产业向第二产业的渗透，体现为制造业服务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制造业企业的内部服务，例如产品和过程开发、设计、岗前培训、管理协调等，也包括制造业产品相关的外部服务，例如融资、运输、系统集成等。制造业服务化不仅提高了国内企业价值链的参与程度，而且会显著提升国内企业在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
绿色化。
第一次技术革命和第二次技术革命带来了“高资源消耗、高碳排放”的环境危机，导致以温室气体为主体带来的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面对这一重大挑战，截至2023年底，约有140个国家提出了“碳中和”目标。而新技术革命更加注重低碳化和绿色化，促进绿色低碳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底色。许多国家均在大力推动新能源产业以及节能技术的发展，通过发展新型材料、新能源电池以及新能源汽车等加快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这是因为，新能源技术具有生态效益和环保属性，且大多属于高新技术领域，附加值较高。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在制造和能源领域发展绿色技术成为重要趋势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由此，运用数字技术，赋能“中国制造”是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二）理论内涵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世界发展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主流观点认为，新技术革命是建立在新一轮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等基础上的突破性创新和大规模产业化过程。对于技术革命阶段的划分，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标准。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助推力，新技术革命根植于演化经济学和创新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看，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技术经济范式。技术革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演变的过程本质上体现为技术革命引致的新经济模式对旧经济模式取代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宏观层面表现为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在中观层面表现为新技术催生新产业和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是新技术革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每次技术革命的发生往往会产生新的生产要素。例如，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数据成为全新的生产要素。新产品的产生往往伴随着一套相互关联、同类型技术、同种组织原则构成的新型技术经济范式。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下，所有产业共有图景和模式，所有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密集使用新的成本更低的关键生产要素，促进潜在生产率的跃迁，最终推动整个生产体系迭代更新。
新技术革命是“创造性破坏”、实现改旧立新的过程。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当一项创新发生后，“新组合”从“旧组合”获取某些资源，破坏既有的资源配置结构，释放的资源流向利润更高的新产业，实现重新组合。进一步地，Perez提出，技术革命具有双重性质，不仅促进新产业的产生，而且推动传统产业换代升级，且前者先于后者发生。从中观层面看，新技术与组织、管理、制度相互作用，转化为产业技术，依次经历成果产品化、商业化等，最终形成系统化的产业技术形态。同时，新技术也会融入既有的传统产业中，通过重构其主导技术或关键技术与更新其他辅助性生产技术实现传统产业的系统改造升级。
二、新技术革命对世界产业结构的影响趋势与特点
新技术革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具有极大的冲击力，不仅能够颠覆现有的产业形态、分工、组织模式，还可以重构经济主体的思维模式，改变生产关系，但同时也面临不确定性。
（一）推动新兴产业蓬勃兴起和快速发展
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引发产业的重大变革，对产业结构带来深刻影响。不同于以往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为代表，进一步诞生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形成了新的产业集群，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新技术主要表现在，以新一轮信息技术的研发应用为基础，形成以3D打印技术、智能机器人、云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等一批颠覆性创新为代表的技术体系，具备无限推广和无线复制的特点。颠覆性技术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突破性，能够对市场带来颠覆性和变革性影响的新兴技术，可以是全新技术也可以是现有技术的跨界融合应用。新产业主要是指以新市场需求为依托，借助新技术产生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经济活动，包括直接催生新的产业和基于新技术对传统产业改造形成的新产业，前者有生物工程、新能源产业、电子信息等，后者有新材料产业等。同时，基于新技术推动应用而形成的跨界融合产生的新产业，例如二、三产业融合产生的共享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等。新业态是随着信息技术参与生产并在推动产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业态，例如基于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技术发展的无人驾驶、智慧城市、智慧能源等，基于新基建衍生的线上教育、医疗等。最后，新模式是指通过打破原有的垂直分布的产业链，不再主要提供同质化产品，而是实现要素的重新组合后，对产品进行个性化设计，改变商品的生产模式，提供更加灵活、快捷的个性化服务。
（二）全球价值链布局深刻调整
新技术革命会推动全球价值链发生重构，最显著的表现是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微笑曲线”底端会有所提升。得益于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由此带来的产品性价比会大幅提升，使用3D打印技术能够突破传统加工技术的限制，自动化监测功能能够大幅降低残次品率。在智能制造模式下，研发设计与制造可以实现同步进行，制造业与创造结合、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将提升制造业环节的附加值。企业不再限于单纯向用户提供产品，还会提供一揽子服务。近年来，几乎所有从制造业中剥离出来的新兴生产性服务业都与信息服务业高度相关。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了智能制造的快速发展。从发达国家所处的研发设计环节看，3D打印、计算机硬件设备以及平台的快速发展，使得研发设计逐渐走向个体，业务爱好者和兼职者能够参与市场调查以及新产品、新技术的众包中，基本不会增加人力成本，而产业链企业能够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及规则依然获得较高的附加值。销售环节在价值链中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专业化趋势明显。销售环节演变的交互平台将融合销售、售后、客户关系、报废处理等服务功能，用户的产品体验感上升，这些部门也会被剥离出来成为单独的部门。
价值链布局的原则是成本最小化。跨国企业依据不同环节的要素投入和成本状况，选择最适宜的投资目的地，以往这种模式给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丰厚的回报。然而，新技术革命一方面通过信息技术和运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市场范围，各国根据比较优势开展分工。其内在机理是通过促进中间投入品在国内外市场再配置、降低贸易成本来影响全球价值链长度变化。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将推动生产工序和生产方式出现新的变化，使得不同环节的要素投入比例趋同。与新技术革命相关的数字技术、智能化设备等将成为决定各环节成本的重要方面，劳动力尤其是从事低端重复任务的劳动力极容易被机器替代，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弱势逐渐降低甚至消失，技术在其中的优势更加凸显，而发展中国家的简单劳动和低工资优势被削弱，一些劳动密集型环节在发达国家开展成为可能，最终引起制造业中间环节向发达国家回流。此外，新技术使得分散化生产成为可能，就制造环节来说，可重构生产系统、软件定义的生产流程、智能机器人、3D打印机等软硬件系统的广泛使用，使生产线的柔性化程度显著提高。
（三）企业组织形态更加平台化、分散化
进入信息时代后，随着集成电路逐步普及，企业内外部关系的网络化成为组织新的特征，大规模定制化取代批量生产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企业组织改变了集中化的趋势，转而采用平台化、扁平化结构。
企业组织形态趋于平台化。平台由数字技术驱动和普及，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集全球化、数字化、系统化为一体，是数字化时代的重要基础。作为一种新型组织形式，平台组织表现为新的市场竞争特征。在数字化智能化推动下，企业间的沟通协调成本显著下降，相互之间的边界模糊化，不少企业开始搭建生态系统，成为平台型企业，为经济个体提供专业化和个性化服务。大型平台企业往往能够通过收购、兼并重组等方式提升行业势力，在组织生态中处于领先地位，往往扮演着整合者和协调者的关键角色。从发展现状看，截至2023年底，前十位市值公司中超过半数是平台企业，前十位公司总市值达14.44万亿美元，是14年前的四十多倍。由此，平台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企业组织形态趋于分散化。得益于新材料以及工业机器人的应用，以小批量生产为特征的定制化成为发展趋势，生产更加灵活，要素成本趋于下降。“小手工作坊”有望再度兴起，但与传统意义上的“手工作坊”迥然不同，这种新型的依托互联网和3D打印等新技术的“小手工作坊”不再单打独斗，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强调社会协作，产品更加个性化。同时，市场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从寡头竞争向竞争性更强的市场结构转变。总体上，企业组织形态将从层级式向扁平化网格式演变，信息传递的效率和灵活性有所提升。
（四）要素结构快速调整
以劳动要素为例，新技术革命在为经济不断注入活力的同时，也会影响产业间和产业内就业规模、就业结构以及就业形式的变化。总体上，新技术革命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这是因为，一方面新技术的研发应用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增加就业需求，但另一方面，新技术（如自动化技术）也会对劳动力产生替代效应，当替代效应大于就业岗位的创造效应时，新技术革命对就业规模的影响为负。由此来看，新技术革命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取决于就业岗位的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综合的结果。当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存在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以典型的人工智能技术为例，以机器设备作为载体的人工智能能够执行更多的常规工作任务，促进资本生产效率提升，因而企业有动机推动“机器换人”。凭借高端智能技术，人工智能通过优化生产工艺流程，大幅减少对低技能型岗位的需求；同时，还会引起与现有劳动者技能的不匹配，导致结构性失业。这在相关研究中已得到证明。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会增加工作岗位，通过生产率效应，促进企业扩大再生产，降低企业管理成本和生产成本，进而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人工智能还具有“溢出效应”，通过产业链联动，增加其他相关产业的就业岗位。此外，在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还会诞生一批新业态和新模式，创造更多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工作岗位。
相对过去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对就业市场的影响范围更广、更深刻。在就业形式上，新技术革命与实体经济融合催生新的就业形态，如“共享经济”“零工经济”。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2020年全国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包括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约为8400万人。从结构看，需要较强认知和创造性、富有创意以及与内容提供相关的工作机会有所增加。然而，工业领域多个行业的体力劳动，以及行政秘书、接线员、零售员等常规性脑力劳动在未来极有可能被自动化技术替代。部分高端职位，如律师、会计师等也可能被取代。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产业间和产业内的就业两极分化趋势加剧，财富向创新者集聚，可能导致新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三、主要经济体应对新技术革命的政策重点分析
在新技术革命不断迎来多点突破的背景下，各国积极加大高端前沿技术的投入力度，瞄准前沿新兴技术发力，实施相关产业政策，以此提升新技术的竞争优势。总体上，各经济体应对新技术革命的政策发力点和特征既有共性，也存在差异。
（一）美国：聚焦关键领域、提前规划布局
美国作为先进的创新驱动型国家，在制定和实施技术创新政策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特别是二战以来，美国科技伫立于世界前沿，离不开产业政策的支持。美国的科技政策体系遵循其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制。
一是瞄准方向、提前布局，重视政策制定和产业规划引导。
围绕新技术领域，以国家安全为由，近年来美国不断出台产业政策文件，如《2018国家量子计划法案》《2019维持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地位的行政命令》《2020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2020年稀土外包法案》《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2022美国竞争法案》《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围绕新技术领域，美国不断强化在人工智能和量子信息等重点领域的部署，例如美国国防部于2018年成立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2021年设立人工智能咨询委员会，2022年进一步在人工智能咨询委员会设立五个工作组。此外，美国还成立了专门的“技术竞争力”委员会。
二是注重基础研究投入。
根据OECD的数据统计，2021年美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为3.45%，其基础研究支出占研发经费支出的比例基本稳定在16%—18%之间。其中，联邦政府是基础研究的最大资金来源，高校是基础研究的最大执行者。为了促进基础能源科学、生物和环境研究、核物理等方面的科学研究，2022年美国能源部对这些领域投入4亿美元基础研究经费。2021年3月美国提出《确保美国科学技术全球领先法案（2021年）》《NSF未来法案》，前者提出未来十年内联邦基础研究经费的资助翻一番，后者计划五年内实现NSF经费增长59.8%。
三是多种创新支持渠道。
除了研发投入，信贷、风险投资也是美国企业获得支持的重要来源。风险投资充分借助资本市场，解决前期的融资问题，纳斯达克市场为创新型小企业提供规模性股权融资平台；联邦小企业管理局主要利用担保贷款等方式，为技术创新型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例如，特斯拉电动汽车在启动阶段就获得了美国政府的重大支持，之后美国能源部对特斯拉公司提供4.65亿美元的贷款支持，苹果、英特尔等知名企业也是美国政府风险投资的受益者。通过设立美国联邦小企业管理局，每年会对数百家具有发展潜力的小企业投资10亿美元，研发补助、信贷支持、风险投资等已成为美国产业技术政策的重要构成。
四是注重产学研协同。
美国是全球开展产学研时间较早的国家，重视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并在经费上给予资助。当前，美国产学研的模式主要有企业孵化器、科技工业园模式、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模式。企业孵化器模式针对创新型、技术密集型初创企业成长的创新协同模式，由政府、科研院所等向小企业提供场所、相关配套及优惠条件。科技工业园区模式以知识产权为基础，工业园区由大学、企业或者州政府共建，北卡三角研究院便是其突出成果。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是当前规模最大的协同创新模式，以大学或研究型大学为基地，具有代表性的有麻省理工的生物技术加工工程中心等。
五是主导新兴技术标准和规则制定。
美国早在2015年就出台了涵盖标准制定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2019年发布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联邦政府参与开发技术标准与相关工具的计划》，提出在人工智能标准制定方面进行部署。美国的标准化工作通常由大型私营企业主导，中小企业由于资金和准入门槛等原因参与度不高。近年来，美国通过调整相关政策调动中小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包括研发与试验税收抵免、降低标准化协会会员费以及推行标准制定项目扶持计划等；同时，鼓励参与以美国为核心的标准组织，如电信行业解决方案联盟，以此建立国际标准制定方面的数量优势。
六是在确保国家安全优先的前提下重视国际合作，组建科技同盟。
特别是拜登执政以来，美国与欧盟展开更深入的合作，加强与英国的长期合作。美英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技术合作关系，2021年11月，美英共同签署《促进量子信息科学和技术合作的联合声明》。2022年，美国分别与瑞典、法国、芬兰、丹麦等国家签署量子技术合作声明，加强供应链和产业基础发展等方面的合作。同时，美国还逐渐加强与加拿大在新兴技术的合作，2021年两国签署了关于研究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明确在新兴和关键技术领域合作。
（二）德国：重视专精尖技术发展、打造多层次的教育体系
德国的制造业全球领先，得益于其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研发投入以及复杂工业工艺方面的高度专业化，信息技术、嵌入式系统以及自动化工程也具有较强的全球竞争力。德国不仅重视大企业的旗舰作用，还特别注重培育具有工匠精神的“隐形冠军”企业，为大企业提供配套服务。
一是制定前瞻性发展战略。
2013年，德国发布《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将工业4.0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提出重点发展十大关键工业部门，培养“隐形冠军”，确保德国工业在国际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实现2030年工业增加值在德国和欧盟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扩大到25%和20%的目标。德国不仅重点发展传统高端制造业，而且重视数字化和人工智能。2016年，德国出台《德国数字化战略2025》，对数字化发展进行了统一部署，提出的目标之一是到2025年成为5G应用的领先市场。2018年9月，德国联邦内阁通过《高技术战略2025》，提出发展量子技术、现代生命科学、航天技术等，确保全球领先。
二是构建有利于新兴技术创新的生态。
德国拥有一套结构完整、分工明确、协调一致的多元主体创新系统，包括联邦和州政府、大学、企业、公共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基金会。其中，联邦和各州的议会属于决策层，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属于执行层。德国非常重视产学研结合，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大量的科技园和技术孵化中心，支持大学和研究院所将研究成果产业化，鼓励人才到企业发展。同时，重视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通信技术、汽车、生物医药、微电子、航空航天等产业集群在德国遍地开花。此外，成立技术联盟。在工业4.0方面，德国联邦政府成立了智能技术系统网络联盟，建立了能够消除企业之间技术成果转移壁垒的机制，极大激发了各主体的创新动力。
三是提供新兴技术创新的要素保障。
在信贷方面，针对中小企业，德国拥有较好的风险分担机制，且风控机制较为健全，商业银行与担保银行按照20%与80%的比例分担风险。中小企业贷款额度较高。为推动新兴技术的发展，德国联邦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部与复兴信贷银行合作推出两项专项贷款项目，分别为“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数字基础设施银团贷款”和“数字基础设施投资贷款”，以支持推广高速光纤网络。在人才方面，德国专业服务各领域都体现出较强的人才竞争优势。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受联邦政府委托承担研究、项目制定、培训、咨询等人力资源服务。以德国特有的双轨制职业教育为基础，集中体现了雇主、雇员和政府三大社会力量的合作机制。针对数字领域，《德国数字化战略2025》提出将数字化教育纳入公民教育体系，力争到2025年使每位学生都具备信息科学、算法编程的基础知识。
四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德国政府以发展信息物理系统（CPS）为主要途径，推动工业互联网、工业云、移动O2O等新型生产组织方式的发展，全面提高制造业生产、流通过程中产品和用户数据的感知、传输、交互和智能分析的能力，为制造业智能化柔性化转变提供技术支撑。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推动实施的《德国数字化战略2025》明确，聚焦智能制造后端—智能服务，支持制造企业由以产品为中心向以用户为中心转变，建立以数据驱动的商业模式，提供精确化、个性化的智能服务。德国政府还全力实施了“智能服务世界实施平台”项目，支持移动、机械、工厂、贸易、物流、医疗、能源及消费等领域智能制造和服务的发展。
（三）日本：瞄准前沿领域集中优势发力
21世纪初期，日本政府就提出将信息技术产业、环保产业、可再生能源产业等作为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随后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日本一直将制造业视为立国之本。近年来，日本大力推进以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为前提的超智能化社会建设。
一是统筹科技发展战略规划，支撑前沿科技发展。
对照其他国家制定的与新技术相关的政策，日本先后制定了《日本再生计划》《机器人新战略》《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以制造业为核心，灵活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大力推进超智能化社会建设。重点在科技领域，2021年日本政府公布了《第六期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强调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体制，提出在未来五年内投入30亿日元用于量子信息技术等新技术的研发，官民研发投资总额计划达120万亿日元；构筑包括人文社会在内的“综合知识”体系。同年，日本政府发布《科学技术综合创新战略2021》，提出官产学研协同推进重点技术领域创新、加强顶层设计的牵引作用。《2021年科技创新白皮书》提出，促进国家重要战略前沿的研发活动，夯实科技创新基础能力。
二是聚焦前沿创新领域，加大研发投入支持。
近年来，日本瞄准半导体、信息通信等关键技术领域，加快科技创新领域布局，出台了《半导体数字产业战略》，要求加大尖端半导体设计研发与生产，将日本建设成集技术创新、系统研发以及应用为一体的世界中心。根据2021年7月日本发布的第47版《防卫白皮书》，日本不断加大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研发经费投入，2022财年国防预算中该项金额高达3257亿日元，创历史新高。此外，日本还通过财政补贴、优惠性投资、税收减免等多种手段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较高的研发补贴，对中小企业征收较少的税收、提供无息贷款。
三是优化科技管理体制机制。
在体制方面，将改组后的“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由首相担任议长，统筹制定科技引导政策，强化科技创新的推进功能。之前的“综合科学技术会议”推出了两项国家级重点计划，分别是“战略性创新推进计划”和“创新性研究开发推进计划”，前者重点支持跨省、跨学科以及跨产业的横向联合型项目，后者重点支持具有颠覆性技术性质的创新项目。同时，日本还进一步强化协同创新效应，在“综合科学技术会议”下设立专门的跨省“会议”，统筹协调推动新产业发展及前沿技术的研发。此外，日本重视采取官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形式，以此培育和孵化萌芽技术，打造从研发到应用的完善产业体系，加快科技成果商业化应用。
四是重视培育新兴技术人才。
与其他西方国家类似，日本颇重视人才培养。面对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日本文部科学省积极推进教育改革，与厚生劳动省推动了一揽子人才培养计划，降低本科培养与企业实际需求的不匹配，相关措施涉及建立职业实践力培养计划、构筑专科学校与产业界合作的教育体制、强化专业技术学院的作用等。为了推动技术革新，2018年，日本政府出台了“综合技术革新战略”草案，提出到2025年每年将培育人工智能领域的信息技术人才数量在数万人以上，全面引入国立大学教师年薪制。2021年版《科学技术白皮书》强调在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量子等新技术领域，加大科技基础研究投入与人才培育力度。
五是提前布局能源节能技术。
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资源较为匮乏。特别是福岛核电站发生危机后，日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能源短缺危机，天然气采购成本大幅上升，引致电价上涨。在此背景下，日本加快推动研发超节能生产设备、新储能技术以及高效率发电技术，以提升能源自给率。同时，日本还向海外输送技术，例如采用了先进智能系统的欧姆龙能够显示生产线的能耗、温度等相关监测信息，节能效果巨大。另外，日本的钢铁能源效率在全球领先，新的炼钢法采用了先进的节能技术，能够大幅减少焦炭的使用量。2021年日本政府发布新版《2050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提出推进新型浮动式海上风电技术研发、开发下一代太阳能电池技术、开展材料抗腐蚀技术研究以及与氢能、热能相关的技术研发应用。
（四）欧盟：加快布局数字产业，强调“战略自主”
面对新技术革命浪潮，欧盟以数字经济作为产业政策的发力点。2020年，欧盟发布了《欧洲数字化未来》，指明了数字战略的总体发展框架。在此基础上，欧盟还发布了一系列报告和法律法规，如《欧洲数据战略》《数据治理法案》《数字市场法案》等，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一是明确重点战略产业，前瞻性布局。
近年来，欧盟依托“欧洲共同利益重要项目”等平台，对其重点科技领域进行多次评估，确定了六大战略产业，对特定领域进行专门布局。欧盟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重中之重，打造“数字十年”，先后发布了《塑造欧洲的数字未来》等文件，积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数字技术、促进数字融通以及制定数字技术标准等。另外，欧盟重视构建自主供应链，针对对外依赖度较高的工业生态关键技术领域，积极打造从研发设计直至应用全链条的完整价值链。以芯片为例，2022年欧盟出台了《欧洲芯片法案》，提出到2030年，通过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在欧盟建立制造工厂，将全球芯片的生产份额提升到20%。在前沿技术领域，欧盟成立了电池联盟，力求打造电池“生态系统”。类似的措施也表现在氢能技术、绿色脱碳技术等领域。欧盟还将数字技术作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全面迈向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
二是优化科技创新体系。
欧盟不断增加公共研发资金，2021年启动的“地平线欧洲”（2021—2027）提出，强化关键技术，以市场为导向推进颠覆性技术创新。同时，强化创新成果的市场转化，欧委会于2021年设立了欧洲创新理事会（European Innovation Council），通过“加速器计划”支持中小企业创新，资助计划通过促进商业合作、衍生产品等方式帮助研究成果转化。在研究成果商业化方面，2021年欧洲创新理事会向42个突破性研究成果转化项目资助9900万欧元，涉及新材料与先进制造、生物监测、器件和设备等。另外，欧盟不断加大市场干预，调整竞争政策，放宽反垄断规则，培育“冠军企业”；强化技术市场准入壁垒，尤其在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等领域，形成了“非穷尽”审查项目清单；升级出口管制制度，加强对新兴技术安全的应对能力。
三是重视标准规则制定权。
欧盟特别重视标准引领关键技术创新的作用，在新兴通信技术领域与中国竞争技术标准制定权，确立了包括芯片等五大关键领域标准行动计划：优化解决战略领域标准化需求，如关键原材料、芯片及数据标准、清洁能源等；完善欧洲标准化体系治理能力；强化欧盟在全球标准的领导力；支持创新；培养标准化专家。欧盟的“标准化战略”旨在加强其在全球标准的竞争力，减少中美大型企业在欧盟标准组织中的影响力，致力于为国际技术治理提供欧洲标准和规范。在数字领域，2021年出台的《数据治理法案》规定，只有第三国数据保护的力度达到欧盟标准时，敏感数据才能转移至第三国。
四、中国应对新技术革命的机遇、挑战及政策思路
（一）中国应对新技术革命的机遇
1.构建新发展格局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加速演进期，在极其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激发内需活力，培育强大的国内市场，同时也为其他国家提供发展机遇。从国际贸易看，中国始终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货物贸易进出口量屡创新高，连续多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装备制造技术水平、生产能力、配套服务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优势；数字贸易规模快速增长，2022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达2.5万亿元。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新技术赋能实现个性化定制和柔性化生产，会提升商品和服务的质量，满足更加多样化、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从国内看，中国拥有超大市场规模优势。超大规模市场是以人口众多、国土辽阔为基础，通过优化市场结构和环境、完善市场秩序等举措不断推动国内市场容量扩大、规模提升以及结构优化，其具有四个特性：人口多、国土面积大、经济规模大以及国内市场统一程度相对较高。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人口集聚效应还会加大，将会超过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在空间上形成更多的城市圈，进一步带动效率提升。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从经济规模看，2022年中国GDP总量为美国的77%左右，也是全球第一制造大国，拥有四亿多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应对新技术革命的有利条件。此外，中国制造业体系较为完备，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使得应对新技术革命发展机遇的优势进一步凸显。
2.综合创新实力稳步提升
创新是新技术革命的核心所在，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创新指数排名全球第12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第一位。从参与测评的指标看，与美国相比，中国在受教育人群、市场规模、专利数量以及实用新型数量等方面存在相对优势。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国家知识产权数据，截至2023年底国内（不含港澳台地区）的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01.5万件，成为全球首个有效发明专利数量突破400万件的国家。从与新技术革命息息相关的创新状况看，中国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2021年中国信息领域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数量超过3万件，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其中，5G技术全面领先，全球超算500强上榜数量排名第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以及区块链等相关技术也处于全球前列。这表明中国科技领域已实现了从跟跑转变为跟跑和并跑并行，为迎接新技术革命、推动数字化和智能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工业体系日益完备
工业体系越完善，新技术的应用空间越大。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基础，也是新技术的重点应用方向。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中国工业体系相对完整，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12—2021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稳步提升，分别由9.4%、28%提高到15.1%、32.4%。制造业加快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目前已培育较大型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150家，2021年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重点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到74.7%、55.3%。与此同时，中国工业产业链结构全、链条长，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将呈现出更大的影响力。完备的制造体系为产业链上彼此关联的产业共享和技术创新成果拓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4.数字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
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面对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中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多次将其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这一重要论断为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从发展现状看，无论是数据的产生量乃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均走在世界前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不断涌现，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激发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快速发展，同时推动诞生了海量数据，而这些海量数据蕴藏着巨大价值。根据《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3)》，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为7.5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17.2万亿美元）。截至2023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6.4%，特别是农村地区已提升至60.5%。同时，中国工业互联网应用已覆盖45个国民经济大类，覆盖工业大类的85%以上，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外网覆盖三百多个城市。14亿人的网络生产的数据量在全球遥遥领先，这些数据是驱动数据产业发展的重要材料，也是建设数字强国的关键抓手。
5.“一带一路”倡议与区域一体化加速
区域经济合作是全球经贸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是共同应对新技术革命的重要抓手。截至2023年6月，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的红利集中显现。从国际市场看，“一带一路”沿线不少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改造升级潜力大，对工业投资具有刚性需求；同时，这些国家本土大多缺少装备制造企业，中国的装备制造产业具有相对优势，现代工业体系完备，生产、建设能力较强，与不少国家的市场需求有较高的匹配度，使得双方具有较好的产业链合作基础。例如，RCEP协议生效后，多数成员国对中国电力装备产品出口实现降税，关税减让幅度在5%—20%之间，未来中国还会进一步加强与日本、韩国等高端装备产业链的合作，尤其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先进制造业等领域深化合作，为中日韩在新技术、新能源等重点领域构建区域价值链奠定坚实基础。
（二）中国面临的挑战
1.外部挑战
全球经济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减缓了新技术革命推进的步伐。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经济面临较大下行风险。受地缘政治冲突等事件冲击的影响，全球粮食和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全球经济需求不振，经济发展面临超预期变化和较大的下行压力，给经济增长和技术变革带来一定的挑战。联合国于2024年1月发布的《2024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认为，当前全球利率持续高企，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贸易疲软，气候灾害增多，给全球增长带来巨大挑战，可能导致全年经济增速放缓至2.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在2023年底预测，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3年的2.9%放缓至2024年的2.7%。在高通胀和高债务约束下，各国的宏观调控能力弱化，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减弱，贸易放缓显现出广泛性，部分经济体可能出现金融动荡，可能会减缓各国推进新技术变革的步伐。
西方国家构建政治化和“去中国化”的数字安全体系和经贸规制。以数字安全体系为例，从2019年起，美国就开始联合32个国家召开5G安全会议并发布《布拉格提案》，提出“网络安全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以及“第三方国家对供应商影响的总体风险”，矛头直指中国企业。2020年4月，美国制定了《5G清洁通道计划》，明确将中国视为网络空间中的对手国家，要求盟国清除中国5G设备。2021年6月，美国和欧盟成立“贸易和技术委员会”，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新型技术合作，并主导全球数字技术标准。此外，尽管数字经济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全球化，但也要看到，当前各国对数据的跨境流动多采取谨慎的态度。数据作为新技术革命下突出的生产要素，应有的价值并未充分发挥。
2.内部挑战
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监管方式和法规体系建设仍然滞后，且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会影响传统社会的伦理底线，进而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例如，生物安全已成为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而中国在新技术领域的安全立法方面仍然缺失，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监管和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同时，新技术相关的伦理研究不足，开展时间较短，前期发展不规范。
新技术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短板突出。自主创新资源较为分散，产业技术创新研发机构、创新平台建设滞后，各类扶持政策尚待系统整合和加强部门间协同。新技术龙头企业集成创新能力欠缺，对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带动和引领作用有限。另外，关键核心技术或工业软件短板突出。中国在不少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仍存在“卡脖子”问题。以智能传感器为例，中国在电力传感器方面需求较大，目前仍以进口为主，其中中高端传感器进口高达80%，而传感器芯片进口对外依存度高达90%，国产化缺口十分大，这与缺乏相关核心技术息息相关。
新技术衍生的产业发展路径不清晰、协同程度低，企业应对新技术革命的意识不足。以数字技术为例，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是应对新技术革命的重要体现。当前，产业发展规划体系中缺乏数字产业规划，对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发展缺乏总体谋划。不少企业即使在内部形成了数字化管理，但对外不愿共享数据，致使形成人为的数据孤岛，产业链之间业务协同程度低，数据要素的作用发挥不充分。企业对数字要素的作用和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到位。数字化产业发展依赖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从实践看，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企业的发展战略和价值创造问题。许多企业并未从根本上认识到数字要素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新来源，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挑战。区域发展不平衡表明各地区在研发和应用新技术方面的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尽管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人均GDP达12741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区域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带来的问题和矛盾较为突出。从数字经济看，根据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编制的《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2023）》报告，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且数字经济发展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数量中，东部地区约占四分之三，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容忽视。此外，新技术革命也会给各地区的就业、社会公平等带来一定挑战。
高端人才缺失，平台建设滞后。人才缺口大，体制机制和行业监管难以适应新技术发展需要。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企业对高端技术人才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仍以数字产业为例，数字化人才缺口巨大。数字化运营人才只有7%，大数据分析、商业智能深度分析、先进制造、数字营销人才共占比5%。
（三）中国应对新技术革命的政策思路
1.加强监管和规划设计，高度重视新技术革命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挑战
强化立法，提高数字安全和网络安全意识，围绕新技术领域，加快数字安全产业链布局，逐步形成包容审慎的监管体系。一是建立保障新技术健康发展的法律和伦理制度框架。具体而言，人工智能和生物基因等技术可能引发一系列伦理与法律问题，如人工智能引发的隐私保护、责任确认问题，人类基因编辑需要在相关的法律和规范监管下进行。对此，应借鉴日本做法，加强全球行业对话交流，加强对人工智能、生物基因等新技术的风险和收益的评估，建立复杂环境下突发事件的应对方案，建立健全追溯和问责制度，尽快形成一套可行的能够有效汇聚各利益相关方的制度规则和治理框架，确保新技术产业有序、健康发展。二是在确保新技术领域创新活力的前提下，提前在新产品、新业态的创新过程中进行风险排查，充分了解监管体系存在的缺失环节、漏洞以及不适应等，进行动态调整。三是完善数据生态治理体系。加强政府数据资产的整合与管理，提升对新技术产生的海量数据的应用能力，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最新实践，促进区域内数据要素安全、高效流动。同时，注重数据保护法的重要作用，立足国内实际，借鉴欧盟在数据处理条件、重视数据主体权利、数据处理违法责任认定等方面的立法经验，保护数据生产者、使用者、拥有者等利益相关方，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数据治理体系。四是构建新技术安全监测预警机制。加强对新技术发展的预测、跟踪，及时把握新技术的发展趋势。加强前瞻预防与约束引导，确保新技术应用和规制在安全可控范围内。建立动态灵活的新技术应用评估评价机制，围绕新技术的复杂性、风险性以及不确定性等问题，开展基于指标体系的监测评价工作。
2.加强统筹协调，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双重作用
强化部门间政策协同，选定重点优先突破领域，注重财税金融政策的资金保障作用。一是加强部门协同配合。探索建立更加有效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完善与新技术相关的产业政策工具协同机制，形成工作合力。二是确定优先突破的新技术领域。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选定最有基础的新技术领域作为突破方向，加快培育形成非对称竞争优势。依托国有企业主业优势，带动产业链上中下游新技术领域的投资布局力度。三是充分整合利用已有政策资源和资金渠道，发挥好中央对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建立财政投入增长的长效机制，设立新技术发展专项资金，注重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针对研发费用比例高、发展处于初期的新技术领域，在落实好现行税收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税收激励政策，明确税制改革方向，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从激励自主创新、引导新产品消费等角度，针对不同新技术和产业的特征，制定相应的营业税、所得税、消费税等优惠政策。强化金融服务支撑功能，对处于发展初期的创新型中小微企业进行重点支持。优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金融服务，加大对产业链核心技术企业的支持力度；创新多种融资支持手段，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加大科创板等对新技术领域的支持力度。四是优化服务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聚焦新技术领域，推进投资项目承诺制审批，全面梳理新产业、新业态准入流程，进一步压减审批环节和办理时限。加快要素市场化配置，统筹各项要素配置，将要素指标用于优先保障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重大工程和项目需求。
3.完善创新生态，构建开放协同的新技术创新体系
聚焦新技术的源头供给，加强基础前沿理论、核心共性技术、基础平台以及人才队伍的部署，系统提升创新能力，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融合发展。一是聚焦新技术革命的关键领域，构建新技术基础理论体系。以突破新技术应用基础理论问题为导向，促进学科间交叉融合。针对可能引发新技术或重大技术范式变革的方向，加强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纳米技术、新能源、生物基因等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二是建立新技术共性体系。聚焦提升中国新技术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求，以数据和硬件为基础，以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量子计算、数字孪生、新能源、生物基因等技术为重点，打造开放兼容、高效融通的技术体系。大力发展知识服务和引擎技术，建立多学科、多数据类型的跨媒体知识图谱。三是建立基于新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化平台。形成新技术创新支撑体系，建设新技术创新基地，打造新技术软件、硬件相互协同的生态链，完善面向产学研用创新环节的群智众创平台，为复杂技术提供系统化平台和解决方案。四是加强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鼓励与新技术相关的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进新技术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化，促进新技术的应用与扩散。五是加快培养和引进高端人才。将打造高端人才队伍作为发展新技术和应对新技术革命的重中之重，大力完善新技术教育培训体系。支持具有发展潜力的新技术领军人才开展基础研究、应用以及运行维护等方面的人才培养，培养具有理论、方法、技术、产品以及应用等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加强新技术领域优秀人才的引进工作。六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谨防区域新技术发展极化现象。促进科技创新资源在区域间合理配置，分类支持区域产业创新，推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对口合作，逐步在中西部地区建设若干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4.推动高质量“引进来”和“走出去”，构建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体系
新技术领域发展是基于全球科技前沿的创新成果，加强国际合作是必选项。应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聚焦新技术领域，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一是建立多层次的新技术合作伙伴关系。以“一带一路”倡议、RCEP区域一体化为契机，加强与这些国家的新技术合作和相关规则、标准的研究制定，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加快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推动中国在新技术领域研发合作的全球布局，共建联合实验室和新技术对接合作平台，加强中国在新技术领域的国际主动权和话语权。做大做强做实创新合作平台，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参与境外合作园建设，建设世界级新技术创新中心。二是推动高质量“引进来”。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推动新技术领域扩大开放，全面推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在有条件的自贸区先行先试。支持外资投资新技术领域，支持外商在中国建立创新研发中心，支持海外高层次技术人才在国内创新创业。三是推动高水平“走出去”。与国际经贸规则接轨，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产能和技术合作，优化中国全球产业链布局。鼓励新技术相关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国际交流，提升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外事信息服务水平。
【注释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李鹏 |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经济》编辑，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
李鹏,史丹.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与影响特点[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4):119-133.